转基因技术是生命科学前沿的重要领域之一。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植物转基因技术方兴未艾，被称为改造生物的“上帝之手”。

在国家“８６３”计划及科技攻关计划的资助下，我国转基因植物的研究和开发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有些研究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目前，世界上处于研究阶段的各种转基因植物已经超过了４５００种，其中被批准商业化种植的接近９０种。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ＩＳＡＡＡ）数据显示，２００７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达到１．１４３亿公顷，与２００６年相比增长了１２％。全球有５０多个国家或地区开展了转基因作物种植试验，其中美国、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印度、中国６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占全球种植总面积的９５％。

近年来，我国农业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取得了重要进展，抗虫棉花已大规模推广应用，每年可创造数百亿元的经济效益和巨大的社会、生态效益。此外，转基因抗虫、抗病、抗逆、品质改良、抗除草剂的棉花、水稻、玉米、小麦、油菜、大豆及林草等一大批新材料、新品系也已经进入了田间试验。

对此，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生物技术中心主任崔洪志博士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转基因作物的迅速发展形势，表明这项技术所引发的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已经到来。面对人口压力和粮食安全问题，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发展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必要且紧迫。发达国家从未松懈过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尽管我国目前在发展中国家处于先进行列，却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一些优势的专利技术都被国外抢先占踞，因此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

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将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尽管中国长期以来对转基因农作物的研究和产业化非常重视，但转基因作物产业发展仍然需要一些更积极的措施来推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黄大昉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转基因作物方面，我国仍然存在性状比较单一等缺点，今后也会着重朝着改善营养品质、提高抗寒抗旱等性能方面努力。

崔洪志表示，要从３个方面加强植物转基因技术的发展。首先要改革目前的科研体制。目前我国的农业科研力量分散，自成体系，重复研究多，缺乏集中攻关机制，导致政府科研经费效率较低。如果大刀阔斧地对现有农业科研机构进行重组集中和改制转企或与企业合并，形成国家科研机构专门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企业成为应用研究主体的科研体制。这样可显著提高政府科研经费的投入效果，有助于国家科研机构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也有助于培育国内种业企业的竞争力。

其次要重视转基因作物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作为一个新兴产业，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且法院对转基因技术方面的知识缺乏足够了解，造成很多侵权案件无法及时地得到解决，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势必会影响我国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

最后是迅速扶持领军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从世界种业发展形势看，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几家大型、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来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如何在面临激烈国际竞争的态势下，促进国内一批科研先导型领军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使企业成为技术集成和成果输出的平台，对于我国未来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非常关键。

黄大昉认为，大型企业不仅建立了科研体系，同时也建立了庞大而有效的农技推广系统，一方面向农民推广新产品、新技术，另一方面则需发掘农民的切实需求，从而调整科研方向，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目前，国际上大规模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从性能上主要有３类，抗除草剂作物、抗虫作物、兼抗除草剂和抗虫的作物，我国目前大规模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主要是转基因抗虫棉。国家对于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工作十分重视，从１９９３年起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相关规定，使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崔洪志表示，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管理制度已经基本完善，在这个基础上，转基因农作物的产业化可以安全造福人类，有非常美好的发展前景。比如我国商业化了１０年的转基因抗棉铃虫棉花，不仅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对保护环境有利，而且减少棉民的种植成本，增加产量，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据悉，转基因农业生物品种培育已经被列入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以及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获得了与载人航天、３Ｇ通信、探月计划以及大飞机等项目同等重要的地位，对此，黄大昉表示，转基因的发展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发展潜力巨大，必然会对人们的生活、产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原文标题：一双改造生物的“上帝之手”，刊自：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尹训宁）